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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谱—— 永不落幕的家族『图腾』           丘晓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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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2017-05-19 08:53

   

             家谱—— 永不落幕的家族『图腾』


几乎每个中国家族,都有一部家谱。家谱是家族的历史,是祖先的灵魂,更是凝聚族人的『法宝』。然而在大家族离散、宗族组织消失的今天,家谱依旧是不可取代的家族『图腾』吗?




孝子的责任

这是湖南省湘乡市石狮江陈氏家族的族谱,至此已是四修了。100多册家谱里,家族的故事娓娓道来。按期重修家谱,是孝子贤孙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

大约十年前,我的一位远房堂姑突然来拜访父亲。堂姑仅比我大几岁,是曾祖父同父异母兄弟的孙女。她说刚好来这里出差。出发之前,她隐约记起祖父提过一位堂兄,似乎就住在出差之地。于是辗转打听,终于找到我父亲的联系方式。


素未谋面的亲人“从天而降”,让我感到新鲜而亲切。那时,我正在大学学习古文献,酷爱“寻根溯源”。于是我开始缠着父亲,让他一一“交待”还有哪些未知亲戚。父亲陆陆续续说了一堆,竟组成一个长长的名单。但每说一人,他总会说,我们很久没见面了,或者是,我也从来没见过他啊。至于这些人的子孙状况,那更是一个未知数了。


我突然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—我能否利用文献专长,为自己的家族修一个家谱呢?这样,失散多年的族人也许能够联系上,而那些逝去已久的亲人,也不至于被人忘得一干二净。


十年过去了,我仍跋涉在寻根的“长征”路上。由于家族的离散,更由于工作的忙碌,我计划中的家谱仍只是个蓝图而已。我为什么要自找苦吃修家谱呢?隐隐中,觉得有个很深的理由,但却言说不清。于是我常常流连于各大图书馆,“泡”于各个寻根网站,希望从那些“老土不堪”的家谱中找到答案。


【修谱不是一件随便的事

图为江西抚州临川的制谱师和他的孙子在用木活字制作家谱。家谱是一个家族的“图腾”,因此它的制作也有了神圣的光环。人们相信,每一块制作家谱的版上,都驻着一位祖先的灵魂,所以制作起来格外谨慎和恭敬。摄影/王爱民



不能断的家谱


我曾在不同的新闻报道、研究论著甚至不同时期的家谱里,看到一个家族300年来的修谱故事。


那是1985年,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第一次回家省亲。他的家乡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。临行前,父亲丁观海嘱咐他—回大陆要想尽一切办法带回一部家谱。


丁观海此时住在台湾,念念不忘的家谱名叫《日照丁氏家乘》。1949年,丁观海的族叔、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丁惟汾随国民党迁台,临行前特意带了一本《家乘》。似乎只有这样,才不至于成为无根的游子。他小心翼翼保管家谱,还定期组织台湾族人的聚会,仿佛成了日照丁氏台湾分部的“族长”。可丁惟汾不了解台湾的气候,家谱慢慢霉变、虫蛀,在他面前一点点消失。丁惟汾心痛无比。临终之际,他叮嘱祖孙丁观海,一定要找回家谱,并传承下去。但无奈两岸相隔,丁观海迟迟找不到机会。


失去家谱,丁氏族人忧心如焚。一群漂泊的人,怎么能没有家谱?1973年,老四支长房九支的丁履诜,凭着惊人的记忆力,竟把旧谱的基本内容一一默写出来,是为《日照丁氏事略》。1985年,老四支长房长支的丁履仕,又把多年搜集的台湾族人资料整理出来,名叫《日照丁氏旅台宗亲录》。也是在这一年,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首次获准回乡省亲,丁观海终于等到寻谱的机会。


到了日照,丁肇中四处寻找族人和家谱。一番奔波后,他不仅找到族人,也见到久违的家谱。但完整的家谱只有一套,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带走。面对丁肇中的热切渴望,族人决心帮他达成心愿。他们立即组织起大队人马,连夜手抄家谱。


丁肇中带着手抄出来的家谱回到台湾,丁观海欣喜无比。因为距离上次大修,恰好过去了60年。他感到续修家谱已迫在眉睫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曰:“三世不修谱,为不孝。”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,三世将及百年。到了明清时期,孝子贤孙们不再满足“三世一修”,进而发展出“六十年一大修,三十年一小修”的传统。日照丁氏的家谱就是几乎30年一修的,从康熙初年开始,到1925年,共修了七次之多。


为什么需要一部家谱?为什么必须不断修谱,才是一名合格的孝子?我们来看看丁氏修谱的理由。


清康熙十一年(公元1672年),丁未科进士、曾任内阁中书等职、主编康熙版《日照县志》的丁氏五世丁(shí),决心为家族修一部家谱。在《初修家乘序》里,丁说:“邑有乘,家讵(注:岂)可无谱”。“无谱而孙不知祖,昭不知穆”,“无谱而孙蒙祖讳,昭犯穆称”。所谓有家谱,家族才有历史,才能不忘祖先,才能维持住家族的伦理秩序。


而南宋大儒朱熹则把家谱提升到和国史一样的高度:“家有谱,犹国有史也。”于是修家谱也是孝行之一。在传统社会,这要受到社会舆论和家法的严厉“监督”。比如绩溪邵氏就曾为此订立过严峻的族规:“古人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,……倘有故行作梗或不终厥事者,是为忘祖,即以不孝论,应将其人本身以下削去,不入系图,以示痛绝,事关重大,罚规不得不严。”


日照丁氏没有如此严峻的族规,却有极大的孝心和责任感。更何况,家族的历史是那么的令他们骄傲。日照丁氏是明末清代山东当之无愧的望族。据统计,在有清一代,共出进士14人、举人127人,低级功名近800人,科举人才占去整个日照县的三分之一强。更难得的是,这个科举世家不仅会考试,还能“与时俱进”。到了晚清民国,又出了洋务领袖、军事科学家丁守存,革命家丁惟汾,日照最早共产党员丁基实等先锋派。


而辉煌大族的子孙,无论是守旧的绅士,还是叛逆的革命者,都以传承家史、铭记祖先为责任。



【家谱的“诞生”

有的家谱制作完毕,为求精益求精,还要进行装裱。左页图即是安徽合肥肥东王铁艺印刷厂的家谱制作师在装裱家谱。(摄影/许晖)



不让“族人”变“路人”


找回旧谱,丁观海终于没让续修的传统中断。但年迈的他实在力不从心,遂把“接力棒”交给族弟丁原澧。当1989年海峡两岸实现“三通”时,丁原澧就带着长子丁肇宾回到大陆老家,与族人商议续修家谱的事。不料大陆族人潜意识里以此为“封建迷信”,居然应者寥寥。丁原澧只得一边在台湾搜集家族资料,一边嘱咐留在大陆的次子丁武昌修谱。


1949年留在大陆的丁武昌,小学没毕业,是位朴实的农民。他骑着破旧的摩托车,奔波在凡有丁氏族人的鲁南各村。整整七年,骑坏三辆摩托,独力做出八修家谱的草稿。丁武昌的努力终于感动了大陆族人,唤起久违的家族情感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。2006年3月1日,大陆日照丁氏家乘(谱)编纂委员会成立。


一个四处离散的大家族,竟因为修家谱,再度凝聚起来。看来,家谱不仅能铭记祖先,也会对现世的家族产生“魔力”。在明清鼎革,家族离散之际,康熙朝大学士李光地就曾道,续修家谱使他的家族“族属散而还聚,诗书歇而复兴”。他甚至发出“宗谱之兴废,家之兴衰之占也”的感叹。而在迁移频繁、家族离散的当代,家谱更被称为“穿越时空的家族聚会”。


八修家谱,丁氏家族再度焕发惊人的活力,甚至连姻亲也被感召而来。


2009年,丁原澧、丁肇宾父子再度从台湾来到日照涛雒。这次,他们为家谱的编写请到一位得力助手—日照学者田文阁。田文阁其实是日照丁的“外甥”。他的老家也在日照涛雒,而祖母正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日照丁。一进门,丁原澧就对丁肇宾、丁武昌兄弟说:“这是老亲,你们得叫表叔!”对此,丁原澧还特意嘱咐:“这叫‘礼’!”那时,“晚辈”丁肇宾已经70多岁了。田文阁不禁撰文感叹:“日照县大姓之间世代通婚,礼数很严,譬如丁家哪一世和秦家哪一世,见面的辈份是已定的。”


这又道出家谱的一大“秘密”—处理族人甚至姻亲间的关系。中国古代农村往往聚族而居,族人抬头不见低头见,谁和谁应当怎样称呼,人们需要怎样的交往,是不能弄错的,否则就乱了家族的伦理秩序,甚至让“族人”变“路人”。为此,要不断地修谱和续谱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收族”。晚清一名监生李绥,曾于自家修谱之后感叹,一个家不仅不能没有家谱,而且不可不续,如果不续修,有谱也等于没谱,因为时间一长,族人就会不知宗族源流,不明个人的世次,不会慎重对待续嗣,不懂得回避尊长名讳,更不清楚族人的生卒,很可能出现同姓、同宗通姻的现象,最终“族人会相视为途人”。


也许有读者会以为这是“封建关系”。但这种关系伦常里,饱含着浓浓的亲情。有了相应的辈分称呼,族人间才会有亲人的感觉。即使在不再聚族而居的今天,也没有过时。


日照丁氏族人再度凝聚,风风火火的修谱大业仿佛“昨日重现”。继丁武昌的“摩托大业”后,家谱编委会乘搭更便利的交通工具四处搜求。他们还灵机一动,创建了一个网站,用来联系族人、搜求资料。如此一来,不少失散族人获得消息,陆续走上“回归”之路。


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,现代族人没有宗族组织可依靠,却有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网络可利用。2010年3月1日,台湾版和大陆版的日照丁氏家谱双双竣工。



【家谱的“诞生”

修谱完毕,族人会把新家谱拿出来展示,既张扬一个家族的实力和凝聚力,又是在欢庆一个盛大的家族节日。上图为黑龙江宁安市大牡丹村的吴氏家族正在展示他们的家谱。摄影/杜殿文



  修谱的黄金时代


  为什么要修谱?在日照300年修谱的“长篇连载”中,我若有所悟。然后,我向着更久远的过去回溯,寻找家谱的源头。


 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王鹤鸣老师,把春秋末期的《世本》视为家谱的“诞生”。那是本记载帝王诸侯卿大夫家族世系的书,里面包括这些家族的姓氏起源、世系源流、迁居本末等内容。与后世不同,《世本》不是某个家族的族人所修,而是史官的大作。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设了专门的史官,来记录和保管各个贵族的世系。


  由“公家”帮助家族修谱,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。这就与周代的宗法制有关了。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,而且把政治与血缘“捆绑”在一起,一个家族的世系传承,不仅是自家的事,更关系到国家的政治。


  不过家谱的黄金时代,却是出现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。那时的“家谱界”比周代热闹多了,不仅佳作迭出,而且关注度也前所未有之高。比如南朝梁武帝就专门设立一个保管牒谱的机构——谱局。


  中国人从来没像那时一样,感到家谱“无处不在”。按照当时盛行的九品中正制,人才的选拔、家族的地位乃至婚姻大事,都牢牢地被“门第”给钳制住了。能证明门第的家谱,自然就成了一个家族的“命根子”。为此魏晋之人不仅要对自己的家谱了若指掌,还得“窥探”别人的家谱,不然连基本的人际交往都受影响。


  《世说新语》里就有这样一则故事:东晋桓玄出任太子洗马(太子的随从官员)。坐船途中,好友王忱来拜访他。桓玄拿出美酒待客。但王忱刚刚服了寒食散,不能喝冷酒,便连呼左右:“拿温酒来!”王忱的话音刚落,桓玄就伤心呜咽起来。王忱只得讪讪的离开了。这当然不是桓玄在无理取闹,而是因为他的父亲叫“桓温”,“温酒”一词正犯了父亲的讳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人们对孝道的表现简直到了“行为艺术”的地步,往往会“闻讳而哭”。因此与人交往要力避对方家讳。而要想不犯家讳,熟悉诸家谱牒就成了最有效的办法。“避家讳,谙谱学”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问,它甚至有助于一个人的官运。


  幸亏这样的“家谱学”到了宋代突然变成“昨日黄花”。


  宋人解释,这与一场大乱有关。唐朝末年,黄巢举旗造反,他率军攻入长安,一把大火烧了李唐的宫殿、官署,藏在里面的官修家谱也成了劫后余灰。接下来,中国又迎来五代丧乱,官修、私修家谱都“在劫难逃”。时人纷纷叹息,“士族亡其家谱”、“旧谱十亡九散”。


  但唐末五代的丧乱,又怎能与更加动荡不堪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相比?所以,这不是真正的理由。


  其实,家谱在宋代“辞旧迎新”,几乎是必然之事。因为隋唐所创的科举制,已完全取代魏晋的九品中正制;与之相伴而来的是,一个人最受重视的是才华而非门第。家谱不再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社会地位。以门第为灵魂的旧谱,就变得不合时宜了。


  对于过时的家谱,人们对它异常冷淡。正如后世学者潘光旦所说:“唐亡,继以五代丧乱,旧谱十九散亡,官家亦不复提倡,谱学乃中绝。”


  人们真的不再需要家谱了吗?


  其实,人们需要的是家谱的“变身”。因为就在这时,大文豪欧阳修与苏洵联手“起义”,进行了一场“家谱革命”。他们首先从内容上,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。比如在家谱最重要的世系图上,宋代以前并不统一,有时以六世为一图,有时七世,有时五世。欧苏却极力提倡五世一图。


  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。所谓五世,是指从高祖到元孙。按欧阳修的说法是“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”。这种想法非常贴近家族的现实。因为一般情况下,一个人没有可能见到比高祖更老的祖先了。


  家谱由此开始真正把目光投向了家族。


  随之改变的,它的编纂者不再是史官,而是族人;而且修成后由族人妥善收藏,不再公之于众。前文所述的一套修谱思想乃至规矩、程序,也基本在此时定格。此后,家谱只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,最终发展出以世系为主,包括谱序、凡例、恩荣录、谱论、姓氏源流、世系、传记、家法、风俗礼仪、祠堂、坟茔、族产、契约、艺文、行辈等在内的庞大谱书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家谱,就是宋代定的调。


  追溯至此,我开始天马行空——如果要追求政治前途、社会地位,我愿意去修魏晋的家谱;如果要享受大家族的天伦与庇护,我愿意去修宋以后的家谱。而如今的家谱呢?



【收藏家谱的“痴心人”】

家谱不仅由族人保管,如今也由图书馆和民间收藏家争相收藏。在湖南“史学怪才”何光岳的藏书楼里,5万多册家谱安静地躺在书柜上,分门别类,像在开一个大型的家族会议。(上图)一提到家谱,何光岳就会滔滔不绝。(中图)翻开泛黄的家谱,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古老的家族,更是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。(下图)



  家谱里的“生意经”


  如今的家谱,比任何一个时候都难修。


  族人四散,聚族而居至少在城市成为历史。而且,“钱”的问题如影随形,比如安徽宿松的彭氏家族修谱。这个家族的高材生彭秋婵在其硕士论文里,记录了亲历的修谱之路。


  相比城里的小家庭,宿松彭氏还保留着聚族而居的古老习惯。继1990年修谱之后,又在2006年再一次大修。修谱委员会很快诞生,并立即展开筹钱工作。经费的一部分来源是“族内AA”,即每位男丁交30元。此外,编委会又发出“重赏”,承诺在家谱内专门列表记录捐钱人的名字和捐钱数目,鼓励族内自动捐钱的“勇夫”。


  在聚族而居的宿松村落里,这部分费用筹措得尚且顺利。修谱委员会的族人以新款为支持,坐着便捷的交通工具,外出寻找迁移出去的族人。


  陕西族人听说老家来人,举村沸腾,摆下象征同根根源的香案迎接。但团聚的欢乐很快被忧愁代替。当宿松族人邀请陕西族人回家合谱时,响应的人竟只有十之一二,理由都是生活艰苦,没有钱合谱。于是,宿松彭氏这次家谱大修,就成了“断臂维纳斯”——缺了一块。


  其实,宿松彭氏最大的难题不是遇到了“穷亲戚”,而是没有族产。据学者冯尔康研究,过去宗族修谱的经费来源,第一大项就是包括族田、祭田等内容的族产,其次才是向族人摊派、族人捐献等。家族因修谱缺钱时,往往会动用族产来支持。可到了现代社会,无论大家小家,都没有任何族产了。


 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,为何还有家族前仆后继去修谱?


  感情和责任的“魔力”不可替代,正如日照丁氏那样。可对于家族观念淡泊的人,感情就不足以说服他们了。冯尔康在调查当代修谱的过程中,就碰到过这么一位困惑的“族人”。那是某矿务局的青年工程师。他说老家人修谱时,父亲代他们兄弟报了名。于是老家来电话,要求他们起个谱名。这位工程师从未回过老家,对家族也没有多少感情,觉得此事无聊可笑。村里人遂对他说:“你们有了谱名,以后也好同在外地的族人联系啊。”工程师一听,觉得这的确是扩展人脉的一次机会,于是不仅起了谱名,还为修谱捐了一点钱。


  此举不是孤例,只要翻阅一下新修的家谱就会发现新意:比如增加了家族通讯录等新内容。有的家谱甚至会以不小的篇幅,为族中的捐资大户做广告,介绍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或开办的企业。当然,这也为家族修谱筹钱找到了一条“出路”。


  为了劝说人们修家谱,不少“寻根网”也在为此找寻实际的理由,其中一家这样说道:


  有了家谱以后,不论家人亲友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,只要上“寻根网”家谱中心,就能彼此保持联系。您也将在建立家谱的过程中,了解到家族的历史,通过网站认识遍布世界各地的族人,从而获得更多世界不同地区的讯息。在取得联系以后,可以用自己的优势,互相帮助,分享家族中杰出人士的荣耀。很可能,在新加坡的王先生在“寻根网”建立家谱,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远亲,他们通过国际网络保持联系,后来联手进行跨国贸易,收益甚丰!另外,因为这个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,在同族某一个人患上特殊的疾病,需要找到同血缘的器官时,会有更宽泛的选择范围。


  有意思的是,为了扩大族人的交际圈,家族还努力扩展宗亲的构成范围。比如2000年在河南叶县成立的世界叶氏联谊总会。既然是“世界叶氏”,就不再以某地叶氏为主了。会议一致决定编撰世界叶氏宗谱,以便于散落各地的叶氏宗亲联系。庞大的“家族”,是“同姓一家亲”的明证,但同时也有现实作用。比如在2004年的一次代表大会上,600多名叶氏代表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后,还进行了经贸考察,一口气签订合作项目18个,金额高达13亿元。


  当家谱不再是“政治利器”,也不再对家族起着实际的维持和庇护作用时,新的“亮点”却被挖掘出来。


  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我,曾对这类“生意经”颇不感冒。但和一位朋友聊起来,她却道:“家人之间本就该合作和帮助,这总比争家产强。而且这也要以族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啊。”


【海外也能“寻根”】

这是美国犹他州家谱博物馆,拥有世界各地的家谱。从1970年起,这里也开始收集中国家谱,在此可查到17100个中国姓氏。每天都有中国人到此“寻根”。他们有的会去博物馆的花岗岩山洞,在250万卷微缩胶卷中寻找自己的家谱。(上图)有的会去看最传统的纸本家谱。(中图)有的则通过网络搜索数据化的家谱。(下图)摄影/马宏杰



  家谱就像一位家族神灵


  大约30多年前,现代家谱史上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事。菲律宾的女政治家阿基诺夫人获得一个消息——她的家乡其实是在中国福建的一个小村庄!秘密刻在阿基诺夫人曾祖父的墓碑上,其中写有“同邑皇清显考十九世尚志许公封碑”等字。皇清是清代中国,“同邑”即当时的同安县,今属福建厦门。1861年,许尚志(又名许玉寰)离开家乡鸿渐村,到菲律宾谋生。他来到菲国后,长居于此,并兴办企业,成了菲律宾的望族。


  一块偶然揭开的尘封石碑,让女强人涌起强烈的寻根愿望。1985年11月,菲律宾国家女子篮球队访问中国。阿基诺夫人委托该队教练戴良聪帮她寻根。戴先生来到同安,向当地赠送了“许玉寰大使纪念杯”,却没能找到鸿渐村。短短两年之后,刚当上菲律宾首位女总统的阿基诺夫人,百忙中委托舅舅和弟弟到中国寻根。其弟许焕戈和夫人辗转打听,终于找到了碑文中所说的鸿渐村。村名们听说有菲律宾亲人来寻根,十分惊讶和激动。他们带着来人去参观家庙,并拿出《鸿渐许氏十八世许渊家谱》,让来人核对。家谱在手,许焕戈很快确认了一个信息——曾祖父许尚志的确是许渊的儿子,鸿渐许氏第十九世孙。


  许焕戈立即把消息传给姐姐。阿基诺夫人兴奋不已,决心要亲自到家乡寻根。1988年4月14日,菲律宾总统、鸿渐许氏第二十二世孙阿基诺夫人“回”到鸿渐村,见到素未谋面的亲人。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,一时变得光彩夺目。阿基诺夫人前往许氏家庙拜祖,又到曾祖父的故居参观,还栽下一棵南洋杉。临别前,她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:“我到中国既为国事,又有私人原因,因为我既是菲律宾国家元首,在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这个村庄的女儿。”看到此,我不由得想,家谱犹如一位家族神灵,冥冥之中,会让游离千里之外的家人,寻回家园。


  关于鸿渐许氏的家谱,还有后话。阿基诺夫人逝世后,他的儿子、新一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也“回”到鸿渐村。阿基诺三世接到一份特殊礼物——族亲许永忠送上的一本家谱。这是本新修的家谱,名叫《菲律宾许娜桑·阿基诺母子总统中国家谱世系考略》。原来阿基诺夫人寻根鸿渐村后,许永忠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,遂花了21年时间,走遍菲律宾、泰国和中国的香港、澳门、广东等地,经过反复论证、研究、修改,编写出这份家谱。至此,鸿渐许氏的家谱补上了缺失的一章——迁移海外的族人。


  与阿基诺夫人有着相同遭遇的故事时有发生。1988年,韩国孔氏大宗会副会长孔树泳带着他的族人来曲阜寻根,在孔府档案的《居住朝鲜世系草稿》中,查到了700多年前先祖孔昭随迁的记载,有了这份家谱材料,韩国孔家族人第一次被载入2009年续修的《孔子世家谱》中,如果不是这份家谱,谁能知道,在韩国竟也有孔子的后裔呢?


  不仅是韩国孔氏,流寓其它国家的孔氏,也纷纷入籍。甚至在边远地区、已成少数民族的孔氏,也首次被家谱“寻”了回来。据统计,《孔子世家谱》的新谱中至少包括14个少数民族的后裔、约20万女性以及近5万名港澳台及海外孔子后裔。


  但是不是每位寻根的人,都能找到一本家谱。尤其是第四、五代海外华裔。于是便有针对此类人士出现的寻根网站。比如“中国族谱网”(ChinaGenWeb),最初由居于美国的David M.Lawrence主持,是“亚洲族谱网项目”(AsiaGenWebproject)的一个分支,而“亚洲族谱网项目”,则是“世界族谱网项目”(WorldGenWebproject)的一个分支。当我流连于此“家谱乐园”时,发现有不少海外华人活跃其间。有些人对自己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祖籍,仅知道一两条材料;也有的人为了编纂家谱,在网上寻求学者或有经验人士的帮助。无论是茫然无绪,还是有了蛛丝马迹,寻根志士们大多毅力坚韧,不轻言放弃。


  为什么连异了衣冠、改了国籍的海外族人,也如此热衷于寻根呢?这或许是“我从哪儿来”的人生主旋律在作用吧。


  的确,有了家谱,就寻到了“根”,个体因此成为群体中的一员。哪怕你再默默无闻,至少会有一群人,永远地记住你,怀念你。如果你与之相连的历史,恰好有着伟大的人物、辉煌的过去,那么那种与历史联接上的惊喜,更是难以言喻。


  “未来家谱”


  因为对家谱着迷,我一直辗转在各类家谱书店和图书馆中。有一次和国家图书馆的杨印民老师聊天,说起家谱的变化,他提到几种有趣的新谱。一种叫“家庭谱”,体量十分小巧,因为上面只记载几代直系亲属,比如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和自己。这种谱每个家庭都能够编撰。还有一种“志谱”,以一个村庄的几个家族为对象,既像方志,又像家谱。


  后来我又辗转获知几种与众不同的家谱。比如《刨根问底集——林家三姐妹的后人》。林家三姐妹,就是林则徐的三个女儿——林尘谭、林普晴、林金銮,当时分别许配给刘、沈、郑三氏。据家谱记载,早在上世纪20年代,三姐妹的后人就常常在北京北海公园聚会,有时聚会人数多达一二百人。这是一种“姨表亲”的欢聚。到了八九十年代,三姐妹的后人还会聚到一起,为长辈祝寿。


  在漫长而亲密的关系中,这些后人产生一个强烈愿望——以“三姐妹的后人”为题,把散居海内外的姨表亲全部编到一部家谱里。家谱在1991年编定完毕,以林则徐为第一代,林家三姐妹及其配偶为第二代,如此推演,竟有九代之多。它不仅以女性后裔为内容,而且对其后人中的子与女也一视同仁,登录他们的夫或妻及子女。


  就这样,传统宗亲的范围被突破了,不分男女的血缘关系成了家谱的新标准。男女平等的新取向“攻入”古老的家谱。在当前只生一个子女的国策里,这样的家谱,就更有必要了。


  新的东西正在萌芽,新的希望正被找到。然而我仍不时忧心忡忡。我对杨印民说:“你看如今大家族多已消散。虽然有人想起要修谱,也有许多现实的动力在里面,但感情的作用仍是不可取代的。我个人十分欣赏和认同这种感情,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它呀。”


  “可家谱不会消失。无论如何,还是那句老话: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要到哪里去?人类永远有这种需要。”他回答得十分坚定。


  的确,也许不是每个家族、每个人都还会去修谱,但渴望家谱并寻求来去归宿的人,却一直都有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文章来源:《中华遗产》  作者:丘晓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