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礼记·祭统》云：“为先祖者，莫不有美焉，莫不有恶焉。铭之义，称美而不称恶，此孝子孝孙也。唯贤者能之。”可见，隐恶扬善的写法在历史上早已有之。
反映在修谱上，即是“行贱名恶有玷家声者不书”的规则。家谱凡例中都规定了“不书”的标准，诸如不道、乱伦、乱宗、绝义、辱先等等，其结果是使得家谱中只见正人君子而没有奸邪小人。
许多家谱为了炫耀家族的声望以提升家族的地位，甚或不惜杜撰世系、攀附显贵而“自诬其祖”，以致在谱序上经常可以看到口诛笔伐的现象。
如宋汪逵《玉山汪氏族谱序》：“或者妄引名族，自表于世者，诬祖之罪大矣！”元洪模《洪氏大宗谱序》：“尝叹近世故家大族，不知追崇本始，谱牒不修，至宗族贫贱者弃之而不顾，附会门第，以他人为己祖，夸耀于世。”
明周尚文《周氏宗谱例》：“近世作谱者，好高门第，妄援古之闻望为族。殊不知作谱本以尊祖敬宗，却援他人之祖宗为祖宗… …。”
清孙锵鸣《鲤岙重修陈氏宗谱序》：“然以余所见今日之谱，无法殆甚。不考源流，弃是其祖，一也；滥引华膴，冒非其祖，二也；多张官阀，不应古制，三也；虚列传赞，半归赝作，四也。”
家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得姓、迁徙、分布、派别、世系、人物、事迹、艺文等家族发展史的综合记录。家谱中攀附与杜撰现象通常围绕世系人物展开，如恩荣录、世系图等，而伪托名人序跋亦为常见。
1． 伪托名人序跋
谱序主要记述修谱的意义、缘起、目的、家族的历史渊源及迁徙经历、修谱人员构成、历次修谱概况等内容。
在谱序中，常可见到名流硕彦撰写的序文，如欧阳修、苏洵、朱熹、文天祥等人的序文在各姓家谱之中最为常见。在为数众多的名人谱序中，有相当数量其实并非出于名人之手，而是编谱者的假托与伪造。
如民国《义门陈氏大同宗谱》收录了一篇朱熹的序文，署“龙图阁大学士朱熹晦庵氏拜书”，然而朱熹并未当过龙图阁大学士。几乎同样的序文又分别出现在周肇丰《周氏合修宗谱》和泉州《刘氏宗谱》之中。
与《义门陈氏大同宗谱》相比，《周氏合修宗谱》和《刘氏宗谱》的所谓序文在最后加了一句：“噫！世之去祖未远，问其所自而懵然者，有愧于周（刘）氏多矣。”
此外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序文中提及的姓氏的不同和落款时间的差异了。这些伪托的名人谱序，往往会在年代、官职、称谓等处显现出假托的痕迹。
2．杜撰“恩荣录”
恩荣录又称告身、诰敕、赐谕等，内容主要是历代皇帝对家族成员的褒奖或封赠文字，如敕书、诏命、赐诗、御制匾联、谥文等，此外还包括地方官员的赠谕文字。
编辑恩荣录的目的，是通过炫耀朝廷对家族及家族成员的表彰和奖励，显示家族的地位和身份。因此，修谱过程中，各家族都尽力搜罗相关内容。对帝王、显贵文字的过度追逐，亦使得“恩荣录”出现了造假现象。
如民国《潘山头洪氏宗谱》首例“宋驸马显宗公遗像”。所附“驸马洪显宗敕命一道”，题为“大宋咸淳乙丑年十月十五日诏下之宝”云：“洪显宗才貌无双，朕以娇娥宫主赐配，招为驸马之职。”并将其列入外纪始祖。
按“咸淳乙丑”，即咸淳元年（1265），为宋度宗年号。景定五年（1264）十月二十六日，理宗去世，赵禥即位，是为度宗。次年改元，赵禥年仅26岁。
史载宋度宗于咸淳十年（1274）七月去世，仅留下三个尚未成年的儿子，又何来“娇娥宫主赐配”？《潘山头洪氏宗谱》将“公主”改作“宫主”，称谓不明，于史无据；所指“才貌无双”的驸马“洪显宗”，更是子虚乌有。
3． 世系中攀附名人
世系是家谱的主体，分为图、录两部分。图又称世表、世系表、世系图等，是以图表形式记录家庭成员的世系并反映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。世系中的攀附、冒认历史名人为祖先的现象在家谱中最为常见。
不少家族尊奉的“外纪始祖”，远者追溯三皇五帝，甚至奉盘古、雷震子等神话人物为始祖；列为“始迁祖”者，亦多为忠臣显贵，或是在社会上有良好声誉的名士，平民百姓则很少见载。
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人如秦桧之流，家谱中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。如朱姓皆以朱熹为先，包氏皆拜包拯为祖；凡王氏者所称始祖，不曰派出琅琊，即曰支分太原，并溯源于周灵王太子晋。
有的家谱甚至将前代的同姓名人一概网罗，都纳入本家族的世系之中。如贵州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中，张良、张飞、张九龄、张载等历代名人都纳入世系之中，如此之多的簪笏蝉联的体面先祖，牵强附会，常令后人难以置信。
三、晚清学者王棻的谱学理念及世系人物辨伪示例
杭州图书馆馆藏稿本《柔桥王氏宗谱》，为清咸丰九年（1859）王棻纂修。王棻，字子庄。号柔桥，浙江黄岩人。其为清代晚期知名学者，著述颇丰。王棻治谱严谨，不但遵循了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这一史则，尤其是对本族世系人物的“辨伪”，更为中国传统宗族社会修谱活动所鲜见。
1．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的史则在家谱纂修中的应用
第一，“无考者略之，疑者阙之”，“必据实直书，使后人有所考” 概言之，即对记载家族世系、先祖迁徙行迹的文献史料，务必鉴别真伪信疑。
凡证之凿凿、据实可信者，方可确认为家族信史传之后世，此谓“信以传信”；若文献不足征信，传闻颇多疑问，则当阙如存疑。
王棻在《柔桥王氏家谱》卷末中的“辨误、存疑”，正是为历来史家所称道的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遗法在家谱中的应用。
第二，“本族世系递传，不纪远祖，不附名门”。不少姓氏家族的始祖追溯到汉晋甚至夏商，以后子孙繁衍、支分派别形成蔚为壮观的姓氏家族，这也是造成远祖牵引，附会失据的原因之一。
鉴于此，王棻在纂修《柔桥王氏宗谱》时，“五世以上旁迁者，略不备载。五世以后，始据实详书”。实际上采用的是“小宗之法”，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，避免了家谱中常见的“徒矜阀阅，自紊其宗，自诬其祖”的弊病。
第三，“不以地望为高，不以声华为贵，不以寒微为耻，不以攀附为荣”。王棻在《谱序》中批评了民间宗谱“失其本系，辄攀古人之显者而祖之，系无所承，即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人，以实之传、赞、志、铭、诔之属，必假当世之名人以荣之，用相夸耀于流俗”之风；
对自己本族《萧奥王氏族谱》“远附三槐之胄，兼夸贰室之荣”的现象，指出其“叙述不明，未可依据”。王棻的《柔桥王氏宗谱》，即是在这种谱学理念下完成的。
2． 王棻对本族老谱世系人物辨伪示例
王棻在确定本系始祖时，没有简单地沿袭旧谱陈说，而是对旧谱的世系人物进行了质疑与辨伪。他在《柔桥王氏宗谱》卷末“辨误、存疑”的“始迁考”中，对纂修于乾隆十三年、道光十五年的《萧奥王氏族谱》提出了“四疑五误”的严密考证。
《萧奥王氏族谱》将“王右岳”列为第一世时曰：“右岳，字彦灵，号寄安。兵部侍郎晋国公祐之侄，宦游于台之南，卜居萧奥。生于晋天福丙申二月三十日午时。娶三坑盛提学公女。合葬圣水山。”
王棻的考证是建立在史籍基础上的。按《宋史·王旦传》曰：“王旦，字子明，大名莘人，曾祖言，黎阳令。祖彻，左拾遗。父祐，尚书兵部侍郎。”
王棻综核史文上下七世一十五人，并无王右岳其人，此为疑点之一；
王右岳既为晋国公王祐之侄，则必系唐左拾遗王彻之孙，但老谱不称其祖而称其叔，此为疑点之二；
老谱中的花信风《谱序》又以王右岳为晋国公之从侄，此为疑点之三；
既云宦游必有名爵，而老谱未录其官，此为疑点之四。
继而王棻又进一步考核其年代，通过检阅《通鉴纲目》得知“天福丙申”系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，史载“天福丙申，仅有十一、十二两月”，而老谱称王右岳“生于晋天福丙申二月”，其误一；
老谱称王右岳“娶三坑盛提学公女”，王棻通过查考《黄岩县志》及《太平县志》，得知所谓“三坑盛提学公”，即“盛象翁，字景则，号圣泉，三坑人。延佑间荐为平阳学正”，而“延佑”则为元代元仁宗年号，以致“今以宋初之人而娶元人之女，亦可笑甚矣！”其误二。
此后，他又对第八世王成子的驸马身份提出质疑。旧谱载：“成子，字廷玉，号金峰。宋宁宗时，恭圣仁烈韩皇后之公主敕为慧明恭顺驸马。”合葬圣水山。”
王棻曰：“案《宋史》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女皆早亡，惟理宗一女周汉国公主嫁杨太后侄孙镇。宁宗既无公主，成子安得为驸马哉！此尤可笑之甚者也。”
限于篇幅，王棻“四疑五误”的考据不能一一列举。
四、结语
清钱大昕在《潜研堂文集·巨鹿姚氏族谱序》称：“宋元以后，私家之谱，不登于朝，于是支离傅会，纷纭跨踳驳，私造官阶，倒置年代，遥遥华胄，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。”
家谱本以传信，反以传疑，这正是根源于中国宗法社会的封建糟粕。谱牒研究者把始祖、始迁祖视作一个独立的血缘集团的起始，从而便于考察宗族本身的起源、迁徙、分支以及繁衍发展的过程。
而一些家谱中所载录的宗族世系人物资料，往往通过攀附显贵、杜撰世系来显示家族的出类拔萃，演绎其迁徙源流，充斥着装饰门第的色彩。
究其原因，除了限于谱匠学识的，还有一部分错误则是沿袭老谱而来，而因上述所举攀附与杜撰现象，属修谱者有意为之者，则更使得家谱的史料真实性大为降低。
王棻续修的《柔桥王氏宗谱》，对本族老谱所载的世系人物不盲从，而是从世系人物的虚实、关系、称谓、名爵、姻亲、年号等，利用存世文献进行一番爬罗剔抉、去伪存真的考证，这有助于后世谱学研究者避免武断，正确认识家谱世系人物中史料的真伪问题。
